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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

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

读书方法因人而异、因目的而异、因学科而异、因书而异……所以读书方法是很不容易写的题目。而且一提到“读书方法”,好像便给人一种印象,以为读书有一定的方法,只要依之而行,便可读通一切的书。这是会发生误导作用的。《开卷》专刊以“我的读书方法”辟为专栏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作法。因为读书方法确是每个人都不一样。——荐书堂

但是我在构思这篇短文时,还是不免踌躇,因为我从来没有系统地考虑过:我这几十年究竟是用哪些方法来读书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似乎变换过很多次的读书方法,这和我自己的思想变迁以及时代思潮的影响都有关系。但是所谓“方法的变换”并不是有了新的方法便抛弃了旧的方法,而是方法增多了,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研读对象上可以交互为用。我以前提出过:“史无定法”的观念,我现在也可以扩大为“读书无定法”。不过这样说对于青年读者似乎毫无用处。如果详细而具体地讲,那便非写一部很长的“读书自传”不可。

我另外也感到一个困难:我究竟对谁说“读书方法”呢?我现在姑且假定我的读书是有志于研究中国文史之学的青年朋友,和四十年前的我差不多,即正想走上独立治学的路,但是还没有完全决定选择哪一种专门。

中国传统的读书法,讲得最亲切有味的无过于朱熹。《朱子语类》中有《总论为学之方》一卷和《读书法》两卷(3),我希望读者肯花点时间去读一读,对于怎样进入中国旧学问的世界一定有很大的帮助。朱子不但现身说法,而且也总结了荀子以来的读书经验,最能为我们指点门径。

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中国的旧方法,和今天西方的新方法相比早已落伍了。我曾经比较过朱子读书法和今天西方所谓“诠释学”的异同(4),发现彼此相通之处甚多。“诠释学”所分析的各种层次,大致都可以在朱子的《语类》和《文集》中找得到。

古今中外论读书,大致都不外专精和博览两途。

“专精”是指对古代经典之作必须下基础工夫。古代经典很多,今天已不能人人尽读。像清代戴震(5),不但十三经本文全能背诵(6),而且“注”也能背诵,只有“疏”不尽记得(7);这种工夫今天已不可能。因为我们的知识范围扩大了无数倍,无法集中在几部经、史上面。但是我们若有志治中国学问,还是要选几部经典,反复阅读,虽不必记诵,至少要熟。近人余嘉锡在他的《四库提要辨证》的《序录》中说(8):“董遇谓‘读书百遍,而义自见’(9),固是不易之论。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至少我们必须在自己想进行专门研究的范围之内,作这样的努力。经典作品大致都已经过古人和今人的一再整理,我们早已比古人占许多便宜了。不但中国传统如此,西方现代的人文研究也还是如此。从前芝加哥大学有“伟大的典籍”(Great Books)的课程,也是要学生精熟若干经典。近来虽稍松弛,但仍有人提倡精读柏拉图的《理想国》之类的作品(10)。

精读的书给我们建立了作学问的基地;有了基地,我们才能扩展,这就是博览了。博览也须要有重点,不是漫无目的的乱翻。现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古人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11),已不合时宜了。所以我们必须配合着自己专业去逐步扩大知识的范围。这里需要训练自己的判断能力:哪些学科和自己的专业相关?在相关各科之中,我们又怎样建立一个循序发展的计划?各相关学科之中又有哪些书是属于“必读”的一类?这些问题我们可请教师友,也可以从现代人的著作中找到线索。这是现代大学制度给我们的特殊便利。博览之书虽不必“三复”,但也还是要择其精者作有系统的阅读,至少要一字不遗细读一遍。稍稍熟悉之后,才能“快读”、“跳读”。朱子曾说过:读书先要花十分气力才能毕一书,第二本书只用花七八分功夫便可完成了,以后越来越省力,也越来越快。这是从“十目一行”到“一目十行”的过程,无论专精和博览都无例外。

读书要“虚心”,这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不二法门。

朱子说得好:“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捱来捱去,自己却未先要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12)

这似乎是最笨的方法,但其实是最聪明的方法。我劝青年朋友们暂且不要信今天从西方搬来的许多意见,说什么我们的脑子已不是一张白纸,我们必然带着许多“先入之见”来读古人的书,“客观”是不可能的等等昏话。正因为我们有主观,我们读书时才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来求“客观的了解”。事实证明:不同主观的人,只要“虚心”读书,则也未尝不能彼此印证而相悦以解。如果“虚心”是不可能的,读书的结果只不过各人加强已有的“主观”,那又何必读书呢?

“虚”和“谦”是分不开的。我们读经典之作,甚至一般有学术价值的今人之作,总要先存一点谦逊的心理,不能一开始便狂妄自大。这是今天许多中国读书人常犯的一种通病,尤以治中国学问的人为甚。他们往往“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这是邓实在1904年说的话)(13),凭着平时所得的一点西方观念,对中国古籍横加“批判”,他们不是读书,而是像高高在上的法官,把中国书籍当作囚犯一样来审问、逼供。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创造”的表现,我想他大可不必浪费时间去读中国书。倒不如像鲁迅所说的:“中国书一本也不必读,要读便读外国书”(14),反而更干脆。不过读外国书也还是要谦逊,也还是不能狂妄自大。

罗尔斯(John Rawls)(15)曾有一段关于如何读书的自白,颇足发人深省。他说:“我读前人的著作,如休谟或康德(16),有一个视为当然的假定,即这些作者比我聪明得多。如果不然,我又何必浪费自己和学生的时间去研读他们的著作呢?如果我偶然在他们的论证中见到了一点错误,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他们自己一定早已见到了这个错误,并且处理过了。他们在哪里见到并处理了这点错误呢?这是我必须继续寻找的;但所寻找的必须是他们自己的解答,而不是我的解答。因此我往往发现:有时是由于历史的限制,我的问题在他们的时代根本不能发生;有时则是由于我忽略了或未曾读到他们别的著作。总而言之,他们的著作中决没有简单的一般错误,也没有关系重大的错误。”这番自白充分表现了西方学人读书的“虚心”和“谦逊”。

古人当然是可以“批判”的,古书也不是没有漏洞。朱子说:“看文字,且信本句,不添字,那里原有罅缝,如合子相似,自家去抉开,不是浑沦底物,硬去凿。亦不可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17)读书得见书中的“罅缝”,已是有相当程度以后的事,不是初学便能达得到的境界。“硬去凿”、“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却恰恰是今天中国知识界最常见的病状。有志治中国学问的人应该好好记取朱子这几句话。

今天读中国古书确有一层新的困难,是古人没有的:我们从小受教育,已浸润在现代(主要是西方)的概念之中。例如原有的经、史、子、集的旧分类(可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标准)早已为新的(也就是西方的)学科分类所取代。人类的文化和思想在大端上本多相通的地方(否则文化之间的互相了解便不可能了),因此有些西方概念可以很自然地引入中国学术传统之中,化旧成新。但有些则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特有的概念,在中国找不到相当的东西;更有许多中国文化中的特殊的观念,在西方也完全不见踪迹。我们今天读中国书最怕的是把西方的观念来穿凿附会,其结果是非驴非马,制造笑柄。

我希望青年朋友有志于读古书的,最好是尽量先从中国旧传统中去求了解,不要急于用西方观念作新解。

中西会通是成学之后,有了把握,才能尝试的事。即使你同时读《论语》和柏拉图的对话,也只能分别去了解其在原有文化系统中的相传旧义,不能马上想“合二为一”。

我可以负责地说一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国史者先有外国框框,则势必不能细心体会中国史籍的“本意”,而是把它当报纸一样的翻检,从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你们千万不要误信有些浅人的话,以为“本意”是找不到的,理由在此无法详说。)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每一个真正读书人所必须力求达到的最高阶段(18)。读书的第一义是尽量求得客观的认识,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创造力”,能“发前人所未发”。其实今天中文世界里的有些“新见解“,戳穿了不过是捡来一两个外国新名词在那里乱翻花样,不但在中国书中缺乏根据,而且也不合西方原文的脉络。

中国自唐代韩愈以来,便主张“读书必先识字”。中国文字表面上古今不异,但两三千年演变下来,同一名词已有各时代的不同涵义,所以没有训诂的基础知识(19),是看不懂古书的。西方书也是一样。不精通德文、法文而从第二手的英文著作中得来的有关欧洲大陆的思想观念,是完全不可靠的。

中国知识界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的心态,一切以西方的观念为最后依据。甚至“反西方”的思想也还是来自西方,如“依赖理论”、如“批判学说”、如“解构”之类。所以特别是这十几年来,只要西方思想界稍有风吹草动(主要还是从美国转贩的),便有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兴风作浪一番,而且立即用之于中国书的解读上面,这不是中西会通,而是随着外国调子起舞,像被人牵着线的傀儡一样,青年朋友们如果不幸而入此魔道,则从此便断送了自己的学问前途。

美国是一个市场取向的社会,不变点新花样、新产品,便没有销路。学术界受此影响,因此也往往在旧东西上动点手脚,当作新创造品来推销,尤以人文社会科学为然。不过大体而言,美国学术界还能维持一种实学的传统,不为新推销术所动。今年5月底,我到哈佛大学参加了一次审查中国现代史长期聘任的专案会议。其中有一位候选者首先被历史系除名,不加考虑。因为据听过演讲的教授报告,这位候选者在一小时之内用了一百二十次以上“discourse”这个流行名词(20)。哈佛历史系的人断定这位学人太过浅薄,是不能指导研究生作切实的文献研究的。我听了这番话,感触很深,觉得西方史学界毕竟还有严格的水准。他们还是要求研究生平平实实地去读书的。

这其实也是中国自古相传的读书传统,一直到三十年代都保持未变。据我所知,日本汉学界大致也还维持着这一朴实的作风。我在美国三十多年中,曾看见了无数次所谓“新思潮”的兴起和衰灭,真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我希望中国知识界至少有少数“读书种子”,能维持着认真读中国书的传统,彻底克服殖民地的心理。至于大多数人将为时代风气席卷而去,大概已是无可奈何的事。

但是,我决不是要提倡任何狭隘的“中国本土”的观点,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都是不正常的心态。只有“温故”才能“知新”,只有“推陈”才能“出新”;“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21),这是颠扑不破的关于读书的道理。(本文于2005年8月发表在《大学语文阅读文选》“当代散文”部分,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文/余英时)
注释:

(1)本文作于1991年;选自余英时先生的文集《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04年版)(亦见于作者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的《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的《论士衡史》)。陈学超主编、西北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与西北大学汉学研究所编的《国际汉学论坛》卷一(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前有英文摘要:“The best way to read Chinese books:reading with the Chinese tradition but not a hasty to interpret with a western idea is introduced.Its pleasant result is discussed.”本文先叙述写作的缘由及困难,再从专精与博览、虚心与谦逊、中学与西学、真正的读书精神四个视角,结合古人及作者自身读书治学的体验,给“正想走上独立治学的路,但是还没有完全决定选择哪一种专门”的“有志于研究中国文史之学的青年朋友”阅读中国书籍指示门径,精辟通达,真切恳挚。文笔腴厚,文脉清晰,在当今学人论学之作中洵属上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引《朱子语类》中的话与通行版本有个别字句上的差异,不知是余先生所据版本与通行版本不同,抑或手民之误。

(2)余英时(1930—):原籍安徽潜山,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英文)、《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现代儒学论》等数十种中英文著作。

(3)朱子语类:南宋黎靖德所编的语录体著作,是理学家朱熹与其弟子讲学、问答的分类汇编。《总论为学之方》一卷:指卷八《学二》。《读书法》两卷:指卷十《学四》《读书法上》和卷十一《学五》《读书法下》。

(4)诠释学:通译为“解释学”。“解释学”(Hermeneutics)一词源自古希腊神话中宙斯的信使——赫尔墨斯(Hermes)。原是一门诠释《圣经》的学问,后来推演为诠释一切文本的方法论层面或哲学层面的学问, 可以说是对解释的解释。

(5)戴震(1723—1777):字慎修,一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清高宗乾隆三十七年(1772)举乡试,赐同进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喜读书,精训诂。著有《孟子字义疏证》、《屈原赋注》等二十余种。

(6)十三经:指《易经》、《书经》、《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粱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十三部儒家的经典。

(7)疏:注释的注释。

(8)余嘉锡(1883—1955):目录学家。字季豫,湖南常德人。以读书、授课、治学为业。著有《目录学发微》、《四库提要辨证》、《世说新语笺疏》、《宋江三十六人考实》等。《四库提要辨证》是余嘉锡最负盛名的学术专著,此书系统考辨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乖错违失,是阅读、使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必备、必参的现代名著。

(10)柏拉图(Platon,前427—前347):古希腊哲学家,有“西方思想之父”之誉。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老师。四十岁在雅典建立学园,授徒讲学。《理想国》:柏拉图的代表作,壮年写就。此书以对话的形式,集中阐述柏氏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等方面的思想,其核心是他理想的政治制度。??

(11)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旧时用以称颂读书人的志向。语本扬雄《法言?君子》:“圣人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 语出清人曾燠《尔雅图重刊影宋本叙》:“一物不知,儒者之耻;遇事能名,可为大夫。”

(12)这段话出自《朱子语类》卷十九《论语一》《语孟纲要》。捱(āi)来捱去:亦作“厓来厓去”或“挨来挨去”。此指用心地反复阅读,以推求原意。捱:同“挨”,靠近,依靠。

(13)“尊西人”两句:出自邓实发表于《政艺通报》甲辰(即1904年)第3号《国学保存论》一文。邓实(1877—?):近代报人、国粹学派的代表、知名学者。字秋枚,广东顺德人。1902年与黄节等人在上海创办《政艺通报》,1905年与刘师培在上海创办《国粹学报》,辛亥革命后致力于收藏鉴赏古今名人字画。1912年与缪荃孙合编《古学汇刊》。在:三联书店版的《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作“克”,当是形近而误。

(14)鲁迅这句话不详何出。余英时先生引用时,加了引号,当有所本。“少读中国书”,是鲁迅的一贯思想;而“中国书一本也不必读”之说,却不见于16卷本《鲁迅全集》。1925年2月鲁迅在《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一文中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华盖集》)1926年10月14日上午鲁迅在厦门大学周会上演讲三十分钟,事后他写信给许广平:“这里的校长是尊孔的,上星期日,他们请我到周会演说,我仍说我的‘少读中国书’主义,并且说学生应该做‘好事之徒’。”(《两地书(五六)》)此次演讲的纪要载23日《厦大周刊》第160期,题为《鲁迅先生演讲》。

(15)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20世纪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学家、新自然法学派的杰出代表。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康乃尔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著有《正义理论》(A Theory of Justice)、《万民法》(The Law of Peoples)等。

(16)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苏格兰哲学家, 现代科学哲学的真正始祖。著有《人性论》和《人类理解研究》等。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德国哲学家,主要著有“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

(17)这段话出自《朱子语类》卷十一《学五》《读书法下》。浑沦:宇宙形成前万物形质混合不分明的状态。《列子?天瑞》:“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也。视之不见,叫之不闻,循之不得。” 那里:哪里。合:同“盒”。抉(jué)开:揭开,打开。底:同“的”。

(18)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形容人善于读书。语出《史记?五帝本纪》:“《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

(19)训诂:解释古文字义。这里当指以解释古文字义为研究对象的训诂学。

(20)discourse:演讲,论述,话语。

(21)“旧书”两句:出自苏轼《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诗。原诗旨在劝慰、鼓励安惇莫以中举为念,而要去追求知识本身的价值;先贤的典籍中蕴藏着的无穷学问,“熟读深思”自能领悟。失解:参加贡举考试未中。子:原指安惇,此泛指“中国知识界”的少数“读书种子”。

(来源:国学资询 编辑:荐书堂 沈广达 注)

韩正:静心读书

读书学习是领导干部的必备素质。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要求我们,要增强学习的紧迫感和自觉性,力戒浮躁,少一点应酬,多用一些时间静心读书、静心思考,使自己才不枯、智不竭。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用心领会,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不断提高知识水平和干事本领。

当今时代,知识更新周期大大缩短,新知识、新情况、新事物层出不穷,一些领域的创新变革往往是颠覆性的。上海要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和科学发展先行者,各级领导干部要奋勇争先,首先要在读书学习上下大功夫。排头兵和先行者一定会先遇到更多风险考验和难题,需要我们加快知识更新,善于借鉴运用各方面智慧积累,敢担风险、善解难题。上海的领导干部必须静心读书。

要勤学

书山有路勤为径。我们要重学习,防止陷入事务主义,发扬挤劲、钻劲、韧劲,手不释卷,好学乐学。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学习掌握做好领导工作所必备的各种知识。要认真钻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懂弄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学习用好政府经济学、潜心研读经典原著,广泛涉猎新理论、新知识,努力成为学习型领导干部。

要多思

纸上得来终觉浅。要力透纸背,就要学问结合、多思多想。不能读死书、死读书,不求一目十行读得快。要沉心静气,细品、深悟,把书读薄、读透、读活。要带着问题读书,养成边读书边思考的习惯,既钻得进又跳得出,丰富知识,汲取智慧。

要善用

读书学习能够拓宽人们的眼界视野,对领导干部来说,还能陶冶情操、益智醒脑,提高领导水平、增强工作本领。要坚持学用结合,善于对海量知识进行梳理整合、分析思考、实践运用,触类旁通、融会贯通,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当前,尤其要善于把读书学习所得所悟,转化为改革创新、攻坚克难的勇气、智慧和能力,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更大突破,取得创新驱动发展更多成果,着力提高干部队伍素质,不断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

好学才能上进。一个不爱读书的城市,是没有希望的城市。这次解放日报社和市新闻出版局策划推出“解放书单”,向党政领导干部推荐好书,很有意义。希望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自觉行动起来,掀起读书学习热潮,带动整个城市书香四溢、更加智慧。识,汲取智慧。

(来源:解放日报)

曾国藩:唯读书可改变气质

曾国藩:唯读书可改变气质

真正的内心强大,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不是活在别人的眼中和嘴上。曾国藩说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很难改变,唯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古之精于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曾国藩写给儿子的家信不仅表达了读书改变一个人情操和价值观的道理,也指明了要读经典、要读懂读透的读书方法。

第一,要读经典。

因为曾国藩自己就是儒家标准的知识分子,所以他教曾纪泽读书,从小就很有规划,主要是以《十三经》和《二十三史》为根本。

按曾国藩的观点来说,这些都是经历过时间考验的经典中的经典,而经典之所以称之为经典,就是其中的智慧、思想都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这是最值得后人学习与吸取的。

我们为什么读书?是为了学习别人的智慧与思想。知识性的东西会随着时间而不断更新,但思想性的东西、智慧性的东西,越经过时间的沉淀,就越有学习的价值。所以,读书最大的捷径,就是读经典。

经典一定要精读,因为从学习的效率上来说,精读要比泛读还要重要。泛读虽然也能学到不少东西,但学得多,忘得也多。但精读就不一样,能吃得深、吃得透。

第二,“一书不尽,不读新书”。

就是说一本书没读完的情况下,不要急着读另一本书。事实上就读书而言,有很多人有这种毛病,一下弄好多书,这本翻翻,那本翻翻,美其名曰读了好多书,其实一本都没读完,一本都没读通、读透。而曾国藩主张一本没读完,就不要忙着去读其他的书,这实际上就是沉浸的读书法。

国学大师王国维也说,学习的境界要先入乎其内,再能出乎其外。读书更是这样,一本书,你要先能沉浸进去,你才能最终从中获得有价值的东西。

当然,曾国藩虽然主张读书要沉浸其中,但他从来不主张死记硬背。他对儿子说:“凡读书,不必苦求强记。只须从容涵泳,今日看几篇,明日看几篇,久久自然有益。”也就是说读书沉浸其中,其实应该是一件非常轻松愉快的事,不要当成任务来死记硬背。

不过,读书应该是件轻松愉悦的事,但这不代表像看闲书那样就行。曾国藩主张看书的时候要能作札记,也就是看书的时候得学会动手,边看边写,要“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也就是要把读书时的所感所想,不论是心得体会,还是疑惑不解的地方,都要能随手记下来,这样才能有助于读而后学。后来,胡适先生就对曾国藩这种读书作札记的方法最为推崇。

第三,就是要培养个人的读书兴趣与方向。

曾国藩对两个儿子的教育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老大曾纪泽不喜欢科举考试,不喜欢八股文,喜欢西方的语言学和社会学,曾国藩就鼓励他按自己的兴趣方向去读书。而且最难能可贵的是,虽然对于曾纪泽感兴趣的这些所谓的西学,曾国藩自己不是太懂,但他为了儿子也努力地去看了不少书。后来,曾纪泽写成《西学述略序说》和《〈几何原本〉序》,这两本书出版,都是曾国藩亲自批阅后为之刻版发行的。

对于老二曾纪鸿,曾国藩就更是这样了,不仅鼓励曾纪鸿培养出数学研究的兴趣,难能可贵的是,曾纪鸿结婚之后,他的老婆郭筠是个喜欢读书的女性,曾国藩觉得在那种重男轻女的社会环境下,儿媳妇能喜欢读书,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在教儿子的时候,还顺便教儿媳。郭筠不像曾纪鸿一样喜欢数学,她只喜欢文学与历史,这一方面曾国藩绝对是大家。所以在曾国藩的引导下,郭筠通读《十三经注疏》和《资治通鉴》,也成了一个有名的才女。

后来,他还主张从年幼的孩子中选拔一些聪明的、对西学感兴趣的,由政府出资送他们出国去学习。正因为有他的大力提倡,于是近代历史上,有了第一批出国的留学学生,这第一批30多个孩子中,就有一个名叫詹天佑的学生,后来成为了中国铁路工程学的奠基人。(来源)

毛姆:为乐趣而读书

毛姆:为乐趣而读书

养成阅读的习惯等于为你自己筑起一个避难所,几乎可以避开生命中所有的灾难。如果我们被迫去读那些令人觉得厌倦的书,又怎能养成为阅读而阅读的习惯呢?英国著名作家毛姆一生留下了许多论述文学和阅读的随笔,如今读来仍使人深思。他在其中反复强调,读书真正的出发点在于得到深沉而持久的乐趣,而非为了顺从大众的口味或者一昧炫耀自夸。然而,反观当下,人们读书,往往带着极强的功利性,而远离了单纯为乐趣而阅读的初心,这实在令人可惜。在此,荐书堂为大家选取毛姆《为乐趣而读书》一文,望与读者共勉。

首先,我要坚持的就是:阅读应该是一种享受。

既不能帮你获得学位,也不能助你谋生糊口,不能教会你驾船,也不能告诉你如何发动一辆故障的汽车。但它们将使你的生活更丰富,更充实,更圆满而感到快乐,如果你真能享受这些书的话。

许多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著作,如今除了给专门研究的学者之外,并不需要每个人都去读。生活在繁忙的现代,除非是与他们的生活直接有关的书籍,很少人有时间博览群书。不论学者们对一本书的评价如何,纵然他们一致地加以称赞,如果它不能真正引起你的兴趣,对你而言,仍然毫无作用。别忘了批评家也会犯错误,批评史上许多大错往往出自著名批评家之手。

你正在阅读的书,对于你的意义,只有你自己才是最好的裁判。

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会与别人完全相同,最多只有某种程度的相似而已。如果认为这些对我具有重大意义的书,也该丝毫不差地对你具有同样的意义,那真毫无道理。虽然,阅读这些书使我更觉富足,没有读过这些书,我一定不会成为今天的我,但我请求你:如果你读了之后,觉得它们不合胃口,那么,请就此搁下,除非你真正能享受它们,否则毫无用处。(自己感兴趣,适合自己的书才是真正的好书,这也是荐书堂一直遵循的好书之道)

没有人必须尽义务地去读诗、小说或其他可归入纯文学之类的各种文学作品。他只能为乐趣而读,试问谁能要求那使某人快乐的事物一定也要使别人觉得快乐呢?

请别以为快乐就是不道德的,所有的快乐本身都是很好的,只是所它们造成的后果,常使敏感多虑的人想要逃避。读书的快乐并不会产生下流或肉欲。往昔的智者们都认为只有知识的快乐最令人满足而且最能持久。养成阅读的习惯实在受用无穷,很少有什么运动能让你在过了盛年之后仍能从其中获得满足。同样,除了独人牌戏、打棋谱、填字谜外,很少有游戏能不需同伴而独自一人赏玩。阅读就没有诸如此类的不便,几乎没有一种工作能像阅读这样——只除了针线活儿。但缝纫编织只使用手指,无法约束不安定的精神——随时随地可以开始,一旦有要紧事不得不做时,又能立刻放下。

养成阅读的习惯等于为你自己筑起一个避难所,几乎可以避开生命中所有的灾难。

我说”几乎“,因为我不能强辩说阅读可以缓和饥饿的痛苦与失恋的悲哀。但是五、六本精彩的侦探故事,再加上一个热水袋,却能使任何人不在乎最严重的感冒,如果我们被迫去读那些令人觉得厌倦的书,又怎能养成为阅读而阅读的习惯呢?

关于读书的方法,最好你还是随自己的兴趣来读。

我也不劝你一定要读完一本再换另一本。就我自己而言,我发觉同时读五、六本书反而更合理。因为,我们无法每一天都保有不变的心情,而且,即使在一天之内也不见得会对一本书具有同样的热情……至于我,当然选取最适合我自己的计划。清晨,在开始工作之前,我总要读一会书,书的内容不是科学就是哲学,因为这类书需要清晰而且注意力集中的头脑,就这样的我的一天开始了。

当一天的工作完毕,心情轻松,又不想再从事激烈的心智活动时,我就读历史、散文、评论与传记。晚间我看小说。此外,我手边总有一本诗集,预备在有读诗的心情时读之。在床头我放了一本可以随时取看,也能在任何段落停止,心情一点不受影响的书,可惜的是,这种书实在不多。

欣赏趣味的转变,使得许多伟大杰作的某些部分也变得沉闷起来。今天,我们毋需要再为18世纪最为人喜好的道德论说伤脑筋,也不必再为19世纪流行的冗长的风景描写费神。懂得如何跳读,也就等于懂得如何阅读才能既有益又愉快。但我可没法告诉诸位学习跳读的方法,因为这种技术,我自己从来没学会。

我是一个很差劲的跳读者,我怕会漏掉一些可能对我有用的部分,因此不得不读进许多只能让我感觉疲倦的部分,而且每次当我一开始跳读,就无法停止,一直到全书终了为止,自己心中非常不满,因为我觉得自己这样做是不公平的。禁不住会想:我像根本没读过这本书一样。

文学上的自以为是,无论出以何种形式,都是最可憎的。

某一类愚人,他们看不起同伴,只是因为他们对某本书的评价意见不一致,这真是不可原谅。此外,在文学鉴赏方面的自炫也非常可厌,即使所有最好的批评家都对某本书给予极高的评价,而你独不以为然,你也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不过对于你自己从未读过的书,最好不要加以恶评。

“天才”是常常被使用得漫不经心的字眼,但我自己绝对不会以这个字眼去称呼那些只有三、四本成功的剧本,或两、三本成功小说的作家。在我心目中,天才是一种非常稀贵的品质,假如让我以这个字眼去称呼我现在将要提及的作家中的任何一人,我想我的良知是不会平安的。说他们具有才华已经足够了。他们之中,有些拥有很大的才华,有的则较少。但,他们大多数都有难以克服的困难,必须努力去突破。不论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及此,为了要创造一个国家的文学,他们必须从自身所受外国影响的重重障碍中,筚路蓝缕地开出新路来。

诗歌是文学的春花与冠冕,它无法变得平凡无奇。

很多诗人一生中写过许多诗集,可是往往只留下两、三首真正的好诗,我认为这已足够评价他们。只是我不愿意读那么多,收获却如此之少。

本文摘自《书与你》,毛姆著,花城出版社,1981年出版。

毛姆简介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英国小说家、戏剧家。年轻时弃医从文,他的作品常以冷静、客观乃至挑剔的态度审视人生,基调超然,带讽刺和怜悯意味,著有长篇小说《人生的枷锁》、《月亮和六便士》,短篇小说集《叶的震颤》、《卡苏里那树》、《阿金》等。

来源

林语堂谈读书的艺术:兴味到时拿起书本就读

林语堂谈读书的艺术:兴味到时拿起书本就读

读书或书籍的享受素来被视为有修养的生活上的一种雅事,而在一些不大有机会享受这种权利的人们看来,这是一种值得尊重和妒忌的事。当我们把一个不读书者和一个读书者的生活上的差异比较一下,这一点便很容易明白。那个没有养成读书习惯的人,以时间和空间而言,是受着他眼前的世界所禁锢的。他的生活是机械化的,刻板的;他只跟几个朋友和相识者接触谈话,他只看见他周遭所发生的事情。他在这个监狱里是逃不出去的。可是当他拿起一本书的时候,他立刻走进一个不同的世界;如果那是一本好书,他便立刻接触到世界上一个最健谈的人。这个谈话者引导他前进,带他到一个不同的国度或不同的时代,或者对他发泄一些私人的悔恨,或者跟他讨论一些他从来不知道的学问或生活问题。一个古代的作家使读者随一个久远的死者交通;当他读下去的时候,他开始想象那个古代的作家相貌如何,是哪一类的人。孟子和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家司马迁都表现过同样的观念。一个人在十二小时之中,能够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生活二小时,完全忘怀眼前的现实环境:这当然是那些禁锢在他们的身体监狱里的人所妒羡的权利。这么一种环境的改变,由心理上的影响说来,是和旅行一样的。

不但如此。读者往往被书籍带进一个思想和反省的境界里去。纵使那是一本关于现实事情的书,亲眼看见那些事情或亲历其境,和在书中读到那些事情,其间也有不同的地方,因为在书本里所叙述的事情往往变成一片景象,而读者也变成一个冷眼旁观的人。所以,最好的读物是那种能够带我们到这种沉思的心境里去的读物,而不是那种仅在报告事情的始末的读物。我认为人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去阅读报纸,并不是读书,因为一般阅报者大抵只注意到事件发生或经过的情形的报告,完全没有沉思默想的价值。

据我看来,关于读书的目的,宋代的诗人苏东坡的朋友黄山谷所说的话最妙。他说:“三日不读,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他的意思当然是说,读书使人得到一种优雅和风味,这就是读书的整个目的,而只有抱着这种目的的读书才可以叫做艺术。一人读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改进心智”,因为当他开始想要改进心智的时候,一切读书的乐趣便丧失净尽了。他对自己说:“我非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不可,我非读索福客俪(Sophocles)的作品不可,我非读伊里奥特博士(Dr·Eliot)的《哈佛世界杰作集》不可,使我能够成为有教育的人。”我敢说那个人永远不能成为有教育的人。他有一天晚上会强迫自己去读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Hamlet),读毕好象由一个噩梦中醒转来,除了可以说他已经“读”过《哈姆雷特》之外,并没有得到什么益处。一个人如果抱着义务的意识去读书,便不了解读书的艺术。这种具有义务目的的读书法,和一个参议员在演讲之前阅读文件和报告是相同的。这不是读书,而是寻求业务上的报告和消息。

所以,依黄山谷氏的说话,那种以修养个人外表的优雅和谈吐的风味为目的的读书,才是唯一值得嘉许的读书法。这种外表的优雅显然不是指身体上之美。黄氏所说的“面目可憎”,不是指身体上的丑陋。丑陋的脸孔有时也会有动人之美,而美丽的脸孔有时也会令人看来讨厌。我有一个中国朋友,头颅的形状像一颗炸弹,可是看到他却使人欢喜。据我在图画上所看见的西洋作家,脸孔最漂亮的当推吉斯透顿。他的髭须,眼镜,又粗又厚的眉毛,和两眉间的皱纹,合组而成一个恶魔似的容貌。我们只觉得那个头额中有许许多多的思念在转动着,随时会由那对古怪而锐利的眼睛里迸发出来。那就是黄氏所谓美丽的脸孔,一个不是脂粉装扮起来的脸孔,而是纯然由思想的力量创造起来的脸孔。讲到谈吐的风味,那完全要看一个人读书的方法如何。一个人的谈吐有没有“味”,完全要看他的读书方法。如果读者获得书中的“味”,他便会在谈吐中把这种风味表现出来;如果他的谈吐中有风味,他在写作中也免不了会表现出风味来.

所以,我认为风味或嗜好是阅读一切书籍的关键。这种嗜好跟对食物的嗜好一样,必然是有选择性的,属于个人的。吃一个人所喜欢吃的东西终究是最合卫生的吃法,因为他知道吃这些东西在消化方面一定很顺利。读书跟吃东西一样,“在一人吃来是补品,在他人吃来是毒质”。教师不能以其所好强迫学生去读,父母也不能希望子女的嗜好和他们一样。如果读者对他所读的东西感不到趣味,那么所有的时间全都浪费了。袁中郎曰:“所不好之书,可让他人读之。”

所以,世间没有什么一个人必读之书。因为我们智能上的趣味象一棵树那样地生长着,或象河水那样地流着。只要有适当的树液,树便会生长起来;只要泉中有新鲜的泉水涌出来,水便会流着。当水流碰到一个花岗岩石时,它便由岩石的旁边绕过去;当水流涌到一片低洼的溪谷时,它便在那边曲曲折折地流着一会儿;当水流涌到一个深山的池塘时,它便恬然停驻在那边;当水流冲下急流时,它便赶快向前涌去。这么一来,虽则它没有费什么气力,也没有一定的目标,可是它终究有一天会到达大海。世上无人人必读的书,只有在某时某地,某种环境,和生命中的某个时期必读的书。我认为读书和婚姻一样,是命运注定的或阴阳注定的。纵使某一本书,如《圣经》之类,是人人必读的,读这种书也有一定的时候。当一个人的思想和经验还没有达到阅读一本杰作的程度时,那本杰作只会留下不好的滋味。孔子曰:“五十以学《易》。”便是说,四十五岁时候尚不可读《易经》。孔子在《论语》中的训言的冲淡温和的味道,以及他的成熟的智慧,非到读者自己成熟的时候是不能欣赏的。

同一本书,同一读者,一时可读出一时之味道来。其景况适如看一名人相片,或读名人文章,未见面时,是一种味道;见了面交谈之后,再看其相片,或读其文章,自有另外一层深切的理会;或是与其人绝交以后,看其照片,读其文章,亦另有一番味道。四十学《易》是一种味道,到五十岁看过更多的人世变故的时候再去学《易》,又是一种味道。所以,一切好书重读起来都可以获得益处和新乐趣。我在大学的时代被学校强迫去读《西行记》(WestwardHo)和《亨利埃士蒙》(Henry Esmond),可是我在十余岁时候虽能欣赏《西行记》的好处,《亨利埃士蒙》的真滋味却完全体会不到,后来渐渐回想起来,才疑心该书中的风味一定比我当时所能欣赏的还要丰富得多。

由是可知读书有二方面,一是作者,一是读者。对于所得的实益,读者由他自己的见识和经验所贡献的份量,是和作者自己一样多的。宋儒程伊川先生谈到孔子的《论语》时说:“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我认为一个人发现他最爱好的作家,乃是他的知识发展上最重要的事情。世间确有一些人的心灵是类似的,一个人必须在古今的作家中,寻找一个心灵和他相似的作家。他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得读书的真益处。一个人必须独立自主去寻出他的老师来,没有人知道谁是你最爱好的作家,也许甚至你自己也不知道。这跟一见倾心一样。人家不能叫读者去爱这个作家或那个作家,可是当读者找到了他所爱好的作家时,他自己就本能地知道了。关于这种发现作家的事情,我们可以提出一些著名的例证。有许多学者似乎生活于不同的时代里,相距多年,然而他们思想的方法和他们的情感却那么相似,使人在一本书里读到他们的文字时,好象看见自己的肖像一样。以中国人的语法说来,我们说这些相似的心灵是同一条灵魂的化身,例如有人说苏东坡是庄子或陶渊明转世的,袁中郎是苏东坡转世的。苏东坡说,当他第一次读庄子的文章时,他觉得他自从幼年时代起似乎就一直在想着同样的事情,抱着同样的观念。当袁中郎有一晚在一本小诗集里,发见一个名叫徐文长的同代无名作家时,他由床上跳起,向他的朋友呼叫起来,他的朋友开始拿那本诗集来读,也叫起来,于是两人叫复读,读复叫,弄得他们的仆人疑惑不解。伊里奥特(George Eliot)说她第一次读到卢骚的作品时,好象受了电流的震击一样。尼采(Nietzsche)对于叔本华(Schopenhauer)也有同样的感觉,可是叔本华是一个乖张易怒的老师,而尼采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弟子,所以这个弟子后来反叛老师,是很自然的事情。

只有这种读书方法,只有这种发见自己所爱好的作家的读书方法,才有益处可言。象一个男子和他的情人一见倾心一样,什么都没有问题了。她的高度,她的脸孔,她的头发的颜色,她的声调,和她的言笑,都是恰到好处的。一个青年认识这个作家,是不必经他的教师的指导的。这个作家是恰合他的心意的;他的风格,他的趣味,他的观念,他的思想方法,都是恰到好处的。于是读者开始把这个作家所写的东西全都拿来读了,因为他们之间有一种心灵上的联系,所以他把什么东西都吸收进去,毫不费力地消化了。这个作家自会有魔力吸引他,而他也乐自为所吸;过了相当的时候,他自己的声音相貌,一颦一笑,便渐与那个作家相似。这么一来,他真的浸润在他的文学情人的怀抱中,而由这些书籍中获得他的灵魂的食粮。过了几年之后,这种魔力消失了,他对这个情人有点感到厌倦,开始寻找一些新的文学情人;到他已经有过三四个情人,而把他们吃掉之后,他自己也成为一个作家了。有许多读者永不曾堕入情网,正如许多青年男女只会卖弄风情,而不能钟情于一个人。随便哪个作家的作品,他们都可以读,一切作家的作品,他们都可以读,他们是不会有甚么成就的。

这么一种读书艺术的观念,把那种视读书为责任或义务的见解完全打破了。在中国,常常有人鼓励学生“苦学”。有一个实行苦学的著名学者,有一次在夜间读书的时候打盹,便拿锥子在股上一刺。又有一个学者在夜间读书的时候,叫一个丫头站在他的旁边,看见他打盹便唤醒他。这真是荒谬的事情。如果一个人把书本排在面前,而在古代智慧的作家向他说话的时候打盹,那么,他应该干脆地上床去睡觉。把大针刺进小腿或叫丫头推醒他,对他都没有一点好处。这么一种人已经失掉一切读书的趣味了。有价值的学者不知道什么叫做“磨练”,也不知道什么叫做“苦学”。他们只是爱好书籍,情不自禁地一直读下去。

这个问题解决之后,读书的时间和地点的问题也可以找到答案。读书没有合宜的时间和地点。一个人有读书的心境时,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读书。如果他知道读书的乐趣,他无论在学校内或学校外,都会读书,无论世界有没有学校,也都会读书。他甚至在最优良的学校里也可以读书。曾国藩在一封家书中,谈到他的四弟拟入京读较好的学校时说:“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有些人在要读书的时候,在书台前装腔作势,埋怨说他们读不下去,因为房间太冷,板凳太硬,或光线太强。也有些作家埋怨说他们写不出东西来,因为蚊子太多,稿纸发光,或马路上的声响太嘈杂。宋代大学者欧阳修说他的好文章都在“三上”得之,即枕上,马上,和厕上。有一个清代的著名学者顾千里据说在夏天有“裸体读经”的习惯。在另一方面,一个人不好读书,那么,一年四季都有不读书的正当理由:

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最好眠;

等到秋来冬又至,不如等待到来年。

那么,什么是读书的真艺术呢?简单的答案就是有那种心情的时候便拿起书来读。一个人读书必须出其自然,才能够彻底享受读书的乐趣。他可以拿一本《离骚》或奥玛开俨(Omar Khayyam,波斯诗人)的作品,牵着他的爱人的手到河边去读。如果天上有可爱的白云,那么,让他们读白云而忘掉书本吧,或同时读书本和白云吧。在休憩的时候,吸一筒烟或喝一杯好茶则更妙不过。或许在一个雪夜,坐在炉前,炉上的水壶铿铿作响,身边放一盒淡巴菰,一个人拿了十数本哲学、经济学、诗歌、传记的书,堆在长椅上,然后闲逸地拿起几本来翻一翻,找到一本爱读的书时,便轻轻点起烟来吸着。金圣叹认为雪夜闭户读书,是人生最大的乐趣。陈继儒(眉公)描写读书的情调,最为美妙:“古人称书画为丛笺软卷,故读书开卷以闲适为尚。”在这种心境中,一个人对什么东西都能够容忍了。此位作家又曰:“真学士不以鲁鱼亥豕为意,好旅客登山不以路恶难行为意,看雪景者不以桥不固为意,卜居乡间者不以俗人为意,爱看花者不以酒劣为意。”

关于读书的乐趣,我在中国最伟大的女诗人李清照(易安,1081-1141年)的自传里,找到一段最佳的描写。她的丈夫在太学作学生,每月领到生活费的时候,他们夫妻总立刻跑到相国寺去买碑文水果,回来夫妻相对展玩咀嚼,一面剥水果,一面赏碑帖,或者一面品佳茗,一面校勘各种不同的板本。她在《金石录后序》这篇自传小记里写道:

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

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外忧患困穷而志不屈……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这篇小记是她晚年丈夫已死的时候写的。当时她是个孤独的女人,因金兵侵入华北,只好避乱南方,到处漂泊。

苏东坡曾做过一件卓绝的事情:他步陶渊明诗集的韵,写出整篇的诗来。在这些《和陶诗》后,他说他自己是陶渊明转世的;这个作家是他一生最崇拜的人物。

我认为最理想的读书方法,最懂得读书之乐者,莫如中国第一女诗人李清照及其夫赵明诚。我们想象到他们夫妇典当衣服,买廉价水果,回来夫妻相对展玩咀嚼的情景,真使我们向往不已。你想他们两人一面剥水果,一面赏碑帖,或者一面品佳茗,一面校经籍,这是如何的清雅,如何了得的读书真味。

易安居士于《金石录后序》自叙他们夫妇的读书生活,有一段极逼真、极活跃的写照。她说:“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你能用李清照读书的方法来读书,能感到李清照读书的快乐,你大概也就可以读书成名,可以感觉读书一事,比巴黎跳舞场的“声色”、逸园的赛狗、江湾的赛马有趣。不然,还是看逸园赛狗,江湾赛马比读书开心。

什么才叫做真正的读书呢? 这个问题很简单,一句话说,兴味到时,拿起书本来就读,这才叫做真正的读书,这才是不失读书之本意。 这就是李清照的读书法。读书时须放开心胸,仰视浮云,无酒且过,有烟更佳。或在暮春之夕,与你们的爱人携手同行,共到野外读《离骚》,或在风雪之夜,靠炉围坐,佳茗一壶,淡巴菰一盒,哲学、经济、诗文,史籍十数本狼藉横陈于沙发之上,然后随意所之,取而读之,这才得了读书的兴味。 现在手里拿一书本,心里计算及格不及格,升级不升级,注册部对你态度如何,如何靠这书本骗一只较好的饭碗,娶一位较漂亮的老婆——这还能算为读书,还配称为“读书种子”吗?还不是沦为“读书谬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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